《兔嘲男孩》追杀弱小兔子不叫强悍，反抗强大纳粹才是

以满手鲜血的独裁者作为搞笑对象，并不容易。成功的话，它可以让那可怕的人成为笑柄、失去权威，并突显其意识形态的荒谬可恨；但失败的话，则会变成没品的烂笑话，再度伤害受害者与幸存者。但成功或失败的标准，因人而异，这也是拿希特勒与纳粹当笑柄的《兔嘲男孩》引来两极评价的原因之一，但我认为编剧兼导演塔伊加维迪提的作品很成功。

十岁德国男孩Jojo（Roman Griffin Davis），在纳粹德国长大，最崇拜希特勒（塔伊加维迪提），把他当成想像朋友。但在Jojo发现妈妈Rosie（史嘉蕾乔韩森）偷藏了一个犹太女孩Elsa（Thomasin McKenzie）在家里之后，事情渐渐有了改变……

脆弱的童真，是很好利用的目标。生活于纳粹德国的小男孩渴望融入同侪、期许证明自己，于是纳粹青年军团成了他的梦想。但他却因不忍杀害兔子，被其他人霸凌取笑，昵称他为Jojo Rabbit，后来更因为急著证明自己“勇敢”而受重伤，退出军团。

起先Jojo既自卑又愤慨，十岁男孩在同侪压力下根本无法理解自己的善良可爱其实是优点，不是懦弱。他感觉得证明自己很“强”，才不会被笑、被欺负，但Jojo还没搞懂，他想像的强，并不是强，只是残酷罢了。

要说强，他那暗地收容犹太女孩、发传单反抗纳粹的母亲才是强，以及在紧急时刻冒死保护Jojo的德国军官Klenzendorf（山姆洛克威尔饰演）才是强，他们不拿刀拿枪滥杀弱者，不会只想西瓜倚大边、欺善怕恶，而是做出更困难更危险的事，为了保护弱小，去对抗更强大、更可怕的力量。这才是真正的勇敢。

而Jojo很幸运，他的母亲相当有耐心，不急著逼孩子改变，愿意等他慢慢长大，用潜移默化的方法让孩子渐渐体会，所谓帅气军装、领袖崇拜与杀戮背后的真正意义。妈妈尽全力让Jojo内心填满温柔、善良、快乐的回忆，让Jojo长大后懂事了，可以理解到妈妈口中提过的“爱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东西”或是“自由的人会想跳舞”是什么意思。妈妈也不让孩子活在天真的泡泡里，她要孩子看那些被吊死的人，要他知道真实环境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相信儿子的善良本质，终有一天他会找到当个好人的道路与勇气。

当孩子问道，“那些被吊死的人做了什么”？妈妈只淡淡回一句“做了他们能做的”，这句很有意思，生在独裁时代，个人能做的不多、动不动就会丢了小命，但还是要尽其所能去做、做自己能做的，像妈妈就发传单，以及偷偷收容犹太女孩。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包袱与限制，在暴政之下想做好人，能做的也只有“尽量做”，因为若完全不做，就不可能改变恐怖的现状。

Jojo与犹太女孩Elsa的相处，是另一股很大的影响力。这段剧情用孩童的眼光，去看当年对犹太人的妖魔化有多可笑，也让Jojo发现过去的“人生目标”根本没有意义。

至于某些批评者认为，片中只有Stephen Merchant饰演的盖世太保是纯粹的恶人，其他像山姆洛克威尔饰演的纳粹军官Klenzendorf一角，甚至Jojo的年轻朋友Yorki角色，都像是好人角色，形同“美化纳粹”或是“为纳粹讲话”，但我倒不那样看。二战德国是个资讯封闭、四处战乱、生活辛苦的地方，有些人确实是被命运无奈推著，或是被骗、被洗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选择。又或者，像Klenzendorf那样的人，他少只眼睛，又似乎喜欢偏向华美、艳丽的服饰等等，这些特质都让他在强调侵略、征服与男子气概的纳粹德国，生存倍感辛苦，为了求生，只好不断否定自己的“特殊”气质，才能存活下去，久而久之也就习惯成自然，但在关键时刻，他终究做出比所处环境更善良的选择。

这些人物的挣扎，并未美化纳粹，反而更突显纳粹的恶：它逼著每个好人都得扭曲成虚伪、邪恶的形状，才能生存下去。

导演塔伊加维迪提亲自饰演希特勒，这角色挺麻烦，毕竟希特勒是个恶劣杀人魔，要拿他来搞笑、甚至当一个小男孩想像的挚友，会有一些界线不好拿捏，更怕在犹太人的伤口上撒盐，但维迪提抓得很好，可以体会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为何会对他产生崇拜，但也有足够的蠢样与凶恶性格让这荒谬独裁者现形。尤其，让维迪提这样兼具犹太与毛利血统的人扮演顽固又种族歧视的希特勒，简直是最好的报复。

《兔嘲男孩》剧本经过塔伊加维迪提的改编，减少原著 《Caging Skies》的黑暗阴沉，加入“想像版”希特勒一角，让本片成为非常适合与青少年讨论严肃政治议题的入门教材。以一部描述战地生活的片来讲，《兔嘲男孩》的场景与服饰的色彩颇为缤纷，暗示著男孩视角的童心，也替当时的纳粹统治下的生活增添了空泛荒谬感。就如卓别林在《大独裁者》里面做的那样，《兔嘲男孩》用喜剧方式，拆解独裁者的威严，并让观众在娱乐之馀，都能再多想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