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形式与电影形式的艺术表现，作家与导演的创作本质并不相通，在文本上，前者运用文字创造时间与空间，后者则运用动态影像。双方任何一方的改编都无法如法炮制，双方都无法被对方照实延用，小说的文字酝酿的时空感，是专属于小说的，也可以说，小说改编成电影，它的精采仍须通过导演的诠释，才能带出符合作品核心意义或延伸出新的意义。
在小说改编为电影的部分，个人是可以给予肯尼斯布莱纳的改编版本一番肯定和正面的评价。第一，肯尼斯布莱纳版的版本对阿嘉莎克莉丝蒂创作的虚拟人物──侦探白罗的掌握，电影塑造上有著以理服人的刻画，增加观众对角色立体、形体化后的认同(除了身高与身材无法认同…)，例如肯尼斯布莱纳与编剧麦克葛林(Michael Green)掌握到了白罗整体的精华──理性和人性、谦虚与自傲的矛盾之处，还有洁癖、正义感的人格特质，这些小说里十分抽象的形容概念，放上大银幕，肯尼斯布莱纳直接透过适合影像诉说的方式，以角色性格与镜头画面捕捉到的动作，来“诠释”白罗，将白罗形象鲜活化，像片头加入的一小段“耶路撒冷哭墙”破案小片段，便很快利用此篇幅向观众传递复杂的讯息：白罗是个有自己一套铁原则的怪人(这种怪与惯于理性思考的人身上出现算合情合理)，而且白罗是能从犯人心理动机与现场线索冷静推理出犯人是谁，还能看穿人心的聪明侦探。
最重要的是，肯尼斯布莱纳为白罗添加了来自他诠释的血肉动机：白罗能辨是与非，看见事物原本的面貌(也指涉看见人内心的那位)，电影的运镜更切合此一描述，尤以发现死者当下的俯视画面，宛如上帝视角，也以此呼应电影结尾取代陪审团的“最后的晚餐”构图，白罗内心对孰是孰非的冲突，以及谋杀案水落石出后，最高潮对人性破碎的怜悯。
当然，对原著迷来说，电影中的白罗与小说中的白罗，两者的勾勒变与不变是极其吊诡的，尤其电影为了增添娱乐性的动作追逐戏，角色情感的睹物相思，或不说死的续集伏笔，电影的编排上是否真有必要，见仁见智。
第二，电影有超过一半的剧情及重点──包含故事案件发生前后的铺陈与画面，皆相当大的比重，放在古典推理的精神上。构筑角色的动机与案发现场的细节编排到位，以影像透露的线索几乎立基小说的大方向，只在某些关键处作变动，为了让最后的二个推论能都被成立。
虽然在某些细节，线索的充足性略有瑕疵，例如每个人的包厢位置难以推估(甚至包厢与包厢之间的门可以打开，是经由哈伯德太太说她的包厢有人闯入，才令人想到包厢是可以互通)；人物的来历虽有蛛丝马迹可循，但并非全部角色公平交待。线索算不完美，但精神上是扣紧阿嘉莎克莉丝蒂的古典推理，也在铺陈上，尽力屏除启人疑窦的疑点(例如强尼戴普的角色在电影中是最后他要求喝咖啡，而不是固定吃安眠药；黛西蕾德莉与小莱斯利奥多姆的关系全以秘密对话呈现，而不是以什么赶到车松一口气，觉得赶上一件大事来表达…毕竟这实在难在银幕上演得出来)。
唯一，电影改编上，真正可惜的…是戳刀的画面实在令人出戏。怎么可能血液没有飞溅出来沾到衣服？觉得这是一个小小败笔。
最后，肯尼斯布莱纳十分细腻的著重在破案后的案件予读者/观众的启发，特别强调“谋杀其实是破碎灵魂的作为”，这与阿嘉莎克莉丝蒂创作初衷其实非常吻合，更遑论结尾对某些喜爱推理的人来说，其实有微微打脸之感，怎么说？
对热爱追逐谜团的我们，早已忘记很多谋杀案背后(除了特别塑造的侦探变态对手)，有很多谜底不代表真正的解谜，不是正义伸张或案情谜团水落石出而已，人性是不如推理过程那般轻易得出结论的，人性无法推理得证是非，或说出它的所作所为是否代表正义。再如何能看穿人心，以人的标准法律也无法定夺是非正义，予以审判。
这一点，肯尼斯布莱纳的版本作出仍称精采的诠释，更透过演员精湛动人的表演，将这个被翻拍多次的经典谋杀案，可称得上有一次相当触动人心的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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