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尼‧凯克》，太近了，反而变更远。

《强尼‧凯克》满妙的，初看整部电影没什么，可当事后回想、咀嚼，却能越想越多、越嚼越有劲，可说全归功于导演的叙事功力，竟能以这样看似平淡无张力的剧情，去让观众瞧见飘散在空气中那微妙的氛围，察觉到都市之中人与人奇特的关系与距离，这是黄熙对这一切的观察与见解，剧中没有批判，只有万般无奈。正因为这是现今都市人普遍存在的问题，自然不会有特突出的情节，也没有高潮迭起的剧情，而是犹如一滩积水，有人走踏过溅起了水花，或者像剧中主角之一李立骑著脚踏车来回穿梭，在积水上面滑出波纹，轻轻地、轻轻地，倒映出每个经过它的人，以及他们发生在都市里的故事。

徐子淇搬来台北生活，住在巷内民宅最顶楼，屋主是楼下的李小姐，李小姐的儿子是有著自闭症，得按照规定好的时间在过生活的李立，而可风则是李小姐请来的装修工人，预计替没在使用的房子翻修。两男一女，三个年轻人本来毫无交集，可生活却让他们相遇相识，也一个不小心的，悄悄打乱了他们原先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步调。徐子淇、李立与可风，三人都有各自的烦恼、一团打结难解的结，片中他们唯一三人相聚，是在一场寻找著徐子淇从窗外飞出去的黑头凯克鹦鹉，他们搬梯子爬上爬下、在街道上来回穿梭，最后依旧找不回飞远的鹦鹉，就好像他们始终找不到自己一样，只好茫然无措的坐在庙里，呆望著前方，什么话也没说。

徐子淇义无反顾搬到台北、经营民宿，生活看似轻松惬意，但她却不懂得和男友相处，过去曾经亲密的爱人变得陌生，一如男友对她说的，她根本不知道现在的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搬到台北隐身小巷，除了想弄懂自己，更多的是想逃离男友，以及她的女儿。暂时无法去爱别人的她，只好将情寄托于鹦鹉身上，让它们陪著自己，和它们聊聊天说话，想试著重新建构起重新爱人的能力。

李立每天得按照贴在墙面上的一张张便条纸过生活，上头清清楚楚写著他在几点几分要做什么、几点几分要去哪里，因为李小姐深怕他迷失，回不了家。起初以为她的担忧害怕，是因李立的专注度不够，后来才发现其实她怕的是，儿子在都市里走丢、找不到自己，可当李立在捷运上偶遇子淇，上前向其搭话后，他规律的生活乱了调，如同精准机器零件受损失去准确度，日以继夜地思念著过世的哥哥，让李立心里的洞口越来越大，李小姐的担忧还是成真了。

可风就像都市里的游子，总习惯性地去恩师家里叨扰，渐渐地也和恩师儿子熟识，不知从何时开始可风成为儿子的吐苦水对象，常常碰面总难以避免的讲著父亲多难搞，以及父亲和好友间若有似无的暧昧同志情，当两人当面起了争执，可风变成了这个家里最尴尬的存在。把车子当作家的他，哪里有工作就往哪里开去，在都市里有目标却也没目标的前进，时常拜访的恩师家，就如同整个城市的缩影，太过亲密的人反而更不知道怎么去坦白真正的心里话，于是只好继续选择不语、容忍、努力压抑。

“人与人之间距离变得太近就会变成这样，变得不容易去爱。”

电影剧情说实话没有任何脉络可循，可无意识之间它却又将剧中每个人物紧密结合，并使之产生一条无形的道路，直直通往都市核心，和观众产生共鸣。一场可风和子淇坐在超商前面闲聊的戏码，几句话点白了《强尼‧凯克》想谈论的主旨，人与人之间。老一辈的人总说，高科技的普及让人与人之间变得疏离，有多怀念过去的无忧日子，手写信、见面得要花上几小时坐车的年代，麻烦可是却甘之如饴。但是否现代生活在都市的人们，就算没了这些高科技，也已经不懂得去整理与他人的关系？仿佛都染上了都市病，一种无法自在梳理情感的疾病。

瑞玛席丹今年以《强尼‧凯克》连获台北电影节与金马奖最佳新演员肯定，后者以“浑然天成的生活化表演”形容她在电影中的演出，不过将“生活化”用来形容整部电影似乎也不为过，没有太多本来你我既定印象中电影该有的样子，而是像在阅读著一本写著关于在都市里生活的男女的书籍，时而喜时而怒，时而快步前进时而放慢驻足，把整座都市里的人事物看进眼里，然后寻找著能和自己有所共鸣的词句。《强尼‧凯克》是有趣的，却也是无趣的，很难去判断它的好看与否，一如我们无法去断言一个人的生活是好是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