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制度与结构假如能不断日新又新的更变，迈向更好、更完善的地步，人类的社会就会越来越和谐美满？
曾执导《继承人生》的导演亚历山大潘恩，和编剧吉姆泰勒于电影《缩小人生》中，编造了一种人类全新制度、一种充满美好未来想像的“缩小”科技，看似能带给人类新希望，缓解人们耗费地球的生态资源，为爱护地球尽一分伟大心力；但事实上，事情不会那么顺利。导演亚历山大潘恩知晓人性，他以《缩小人生》电影前一大半的剧情详细又仔细地告诉观众，再好、再美的愿景/制度，一旦被人所用，就变了调。
在电影中，由罗夫拉斯加德饰演的瑞典科学家，运用一笔庞大资金研究缩小计画，讽刺的是，罗夫拉斯加德所拥有的那些资金来自一战当年发明毒气的科学家所留下的财产，他们因后悔毒气带给人的种种危害，怀著歉意而成立赞助的研究机构，期望让科学能真正造福人群。
瑞典科学家确实遵循过去一战科学家的愿望，期望让缩小技术改善人与自然的生活，但他万万没想到，这技术后来普及到美国、印度、中国、甚至全球后，它就此变了调。例如，缩小技术成为越南政府对付异议人士和政治犯的手段，或是成为一种庞大的商机和事业体。在美国，缩小变成一种享乐主义的具体化，出现有专门给缩小人居住的奢华社区，享受大人时无法得到的悠闲与住宅空间，就如同麦特戴蒙与克莉丝汀薇格饰演的电影主角中年夫妇，他们的收入不高，住在父母留下的老房子；因为麦特戴蒙他不是医生、律师，他的职业是职能治疗师，没有什么馀钱享受，这也让他们想尝试缩小，他们几十万的资产在缩小后会变成千万资产。如果真的搬到缩小的社区，他们的生活想必会更棒更美满。
可事情真的就不会那么顺利。麦特戴蒙与克莉丝汀薇格这对夫妇，都以为缩小是对方想要的，他们在缩小前没有彼此沟通心意，结果要变小时，克莉丝汀薇格临阵脱逃，让真正变小的只有麦特戴蒙，夫妇俩人就此分道扬镳。
电影这才进入重点，导演亚历山大潘恩和编剧吉姆泰勒在夫妻分开的桥段中，试图在影片里放入一种警示，呼应电影中麦特戴蒙的老母亲所说，类似“他们发明缩小的技术，对我身上受的这些疼痛没有任何帮助”。导演似乎说著，我们习于追逐某种虚幻美好的愿景，但周围身旁的人的真实痛苦与心情，我们很少真正去理解。于是，《缩小人生》的最后我们看见，电影藉麦特戴蒙从美好愿景和身旁所爱之人之间，认真的作出抉择。决定将人生放在身边能付出关怀的人。
然而，导演想说的和观众看到的，其实有点距离，而且也不太顺利。《缩小人生》即便再明显想在娱乐性上加入深度，它试著表现出上述良好的立意，但电影整体欲传达的概念，很不成功。《缩小人生》显出导演与编剧对掌握此题材的欠缺，主轴凌乱，重点失焦，过分强调缩小的制度层面，反而让观众太期待对缩小社会与大人社会面的冲突描述，想看到更大的电影格局。但与之相反，导演从头至尾想关心的故事，只存在于我们与身旁人之间。
除了故事主轴让观众感到不清楚外，在说故事上，《缩小人生》又过于直述，偶有幽默但少有火花，几个火花都仰赖演员的表演，克里斯多夫沃兹的豪放和麦特戴蒙的憨厚，与全片火花最大而感人的是周洪的一段独白，及变小过程的钜细靡遗，都颇让观众感到投入。
至于其他部分及结尾，虽然画面缤纷而有不少美景、奇景，但多半时候，因为故事主轴四散而无法连结，观众可能常觉得影片不知道为什么演到这边，陷入怀疑现在在演什么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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