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中的战争：《最黑暗的时刻》

本文中的剧情介绍与情节描绘，可能会影响观影乐趣

　　从《赎罪》（Atonement）到《最黑暗的时刻》（Darkest Hour），英国导演 Joe Wright 再将视角望向二战英国，从纷乱的战时背景透视强人心智，并让 Gary Oldman 发挥出具渲染力而震撼人心的表演。电影的故事时点，发生在英国首相张伯伦卸任之后，大英帝国以至于整个西方欧洲的命运都握在新任首相温斯顿邱吉尔手上，他必须决定应依循党派的意志向希特勒求和，或是追寻自己的信念，在全然无望的局面选择背水一战。

　　黑暗的时刻，灯火的一明一灭让电影闪烁出山雨欲来的危机感。在黑暗的空间中突发一道灯火，提醒观众空间的明暗，《最黑暗的时刻》的光影布局因而表现出迷人的变化，不论是邱吉尔神色自若地在黑暗卧室中，以火柴点燃雪茄；或是当战局变化诡谲，苍老而肃穆地独身在黑暗的空间中愁思。并非总是光亮的设计，让战时背景闪烁出形式上的美感：先是有黑暗，观众才能意识到光亮存在的时机。

　　比起战事背景与时代氛围，《最黑暗的时刻》更像是一个人物故事。身为主角的邱吉尔是整部电影的核心，主视角鲜少离开这个人物身上，而整场战事聚焦在邱吉尔甫上任的风风雨雨，更点出电影的焦点所在。在故事中，真正吸引人的部分是空间感如何表现出人物的心理状态：国会议场做为一个关键的地点，不只代表政治风暴的发生位置，更是邱吉尔的心灵战场。

　　电影开场，资料画面结束，第一个场景是张伯伦受反对党逼宫退位的国会议场，张伯伦与哈利法克斯的对视、邱吉尔的身不在场，喧闹中可见权力移转的暧昧因子。然而，随著故事向前推进，观众可以知悉邱吉尔并非对权力无欲，事态正好相反，他与整个党派对立的政治立场，让他在整群为张伯伦帮腔呐喊的议员中显得突兀。他的不在场，正好衔接上这个立场相反的位置。

　　《最黑暗的时刻》是一个信念的传递过程，在少数意见中，邱吉尔如何坚守这个信念，并试图将其扩散到整个欧洲。电影的方向是明确的，他起先立场坚定、雄心万丈，如同所有强人一般，准备好交给世人一个他们尚未拥有的信念。身为“少数”的邱吉尔，在战情室的气场逐步被削弱，他从起头的不可一世，到战情不利时的支吾其词，缓步失去对空间的控制。

　　当挫折接踵而来，孤立时常发生，独自一人在狭小房间中与盟友求援、孤身在厅堂思考解套做法。雪茄、烈酒，局势越是对他不利，他能掌握的配件似乎也越来越少。以致当他构思说服外部内阁的讲稿时，望向惨黑的天空，邱吉尔的身影在整个英国的危机底下显得渺小无比：强人的心智不再垄罩整个国家，国家的阴影反过来吞噬了他。这是整部电影中，邱吉尔信心最低落的时间点。

　　电影的关键场设计相当有趣，当英王造访，邱吉尔的形象已是一个无助的老人，而当他借由英王支持重拾信心，隔天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则十足浪漫：打开车门、走入地铁站，与那些他从未谋面的民众见面。从电影前段，邱吉尔在车上观察群众的卷轴镜头，到他在打开车门、走入地铁站前的这个镜头，我们能看见的“邱吉尔视角”都是离群众有著一门之隔的视野。

　　他为这群人奋战、宣扬理念，但他与他们并没有在同一个空间中。或也因为如此，当邱吉尔走进地铁，与民众交谈，这个充满浪漫情怀与野史色彩的场合象征意义大于一切。在这个时间点，邱吉尔与一群立场与他相近的民众交谈，他从这群对象当中获得了对自己信念的应证，他以往做出的每一个意味著风险与牺牲的战略决策，似乎都获得了最有力的背书。这个场合让邱吉尔可以摆脱战情室中被孤立的阴影：他在群众的身边找回自己对空间的掌握能力。

　　当邱吉尔带著“群众的意志”回到外部内阁、带进战情室、走进国会议场宣扬演讲，电影已经进入一个毫无悬念、扶摇直上的坡度。随著他重新拥抱自己的信念，敦克尔克救援行动的主力民船也随之出海，《最黑暗的时刻》让邱吉尔的心理状态左右战局，整个战势的发展都在政治强人的一念之间。

　　电影的最后一个场景，回到了国会议场，邱吉尔发表举世闻名的演说，而呼应著电影第一个场景的“不在场”，整部电影演绎的过程对照出他如何将自身的意志缓步贯注整个英国。当他眼前的反对党大呼支持、他的政敌受他的激昂气场务清局势、他身旁的人民也在他坚定的意志下感动莫名。邱吉尔在喧哗中步出议场，整个议事殿堂为他的意念喝采，仿佛每个背景中呐喊的议员都是邱吉尔意志的一部分。

　　在这里，《最黑暗的时刻》完成了一个领导者面临的难题：他如何以勇气与信心坚持自己的理念，并且带动他底下的部下、人民随之前进。这个题目并不让人陌生，而借由场景安排，他的心理状态变化与扩散信念的胜利，都有了切合而完整的视觉表现。在明暗不定的诡谲战情中，《最黑暗的时刻》提出一个对领导者而言最大程度的考验，并且确实地让他展现出脆弱与怀疑，随著解套方案、对信念的重新掌握，领导者成功地站上高峰，在他心灵的战场中战胜恶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