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狂美术馆》过于喧嚣的孤独

在人来人往的偌大广场，听闻路人大喊救命，你继续向前，还是停下脚步？沿路公园前、地铁站，眼见跪坐行乞的街友，你会刻意忽略，抑或赏钱分文？在政商名流的圆桌晚宴间，实验艺术家濒临疯狂脱序的兽性大发，你不知所措，焦虑不安，还是见义勇为，解救一触即发的性侵丑闻？

以瑞典斯德哥尔摩前王宫美术馆艺术总监Chrsitian（Claes Bang饰）日常生活中的琐事、糗事、趣事为叙事主轴，以《婚姻风暴》一鸣惊人的瑞典导演Ruben Östlund再次对焦白领菁英的内心纠葛，揭发艺术文化圈的另类假面，探讨欧洲人道主义风气后的移民隐忧，刺探人性道德的最低底线，挑战观众坐立难安的焦虑极限，辛辣地、讽刺地、直白地，在符号讯息层层包装的各个桥段之间，一步步将众人导向Östlund精心布局的情节框架。《抓狂美术馆》于2017年五月坎城首映后，佳评如潮，声浪不断，更一举夺得第70届坎城影展金棕榈奖，尔后便囊括欧洲与北美各影展最佳外语片与导演奖等大小奖项，2018年一月底更挺进美国影艺学院，磨刀霍霍向三月，瞄准金人奥斯卡。

原片名为的《抓狂美术馆》，“广场”是公共的场域，是前王宫美术馆即将开幕的新展览，也是“信任与关怀的殿堂”。在广场上，“人们拥有同样的权利与义务”。这是北欧温和社会主义下的人道宣言，也是将欧洲价值视为单一核心，以贬抑的眼光看待他者异己。不论是当人高马大的艺术总监Chrsitian赏钱在小七便利商店前蹲坐的妇女，或是观看在人来人往百货商场门口的乞讨者，与素不相识的贫民区小男孩辩论，甚至是面对过度殷勤的美籍女记者Anne，导演运镜皆以俯视的角度由上往下，而非以平视角度对话。这些短短数秒的小桥段，也透露著欧洲中心主义论者在进化论式的时间推展上，看待其他族裔，皆还停留在落后蛮荒，无法与欧洲的“现代化”同时性并存。尤其当Chrsitian在Anne（《侍女的故事》Elizabeth Moss饰）的住处瞄到一只不知从哪来的黑猩猩大摇大摆涂抹口红，在在透露北欧文化之于美利坚合众国“诡异蛮横”的刻板印象（由于Anne并未多作解释，眼神也从未停留在黑猩猩身上，这场超现实主义的桥段或许也有可能纯粹是Chrsitian的荒谬幻想）。尔后Anne穷追不舍质问Chrsitian之于男女关系的态度时，更表明了北欧男性之于异国女子的魅力无穷（抑或是许多异国女子对于金发高大的北欧男子不切实际的期待），却无法理解“性/爱”之后所必须承担的权利与义务。

每每当Chrsitian必须专心一致的时刻，公共场域的背景杂音总是叨扰著主角与观众的专注力。与Anne争论男女关系的展览间，轰轰作响的施工杂音，还有不时探头探脑的博物馆员；在住宅大楼楼梯间，素不相识的贫民区小男孩哭诉般的帮帮我、救救我的声音；甚至在创意团队的办公室，白发高大的时髦大叔将襁褓中的婴儿晾在一旁，讨论议题即迅速地被娃儿哭声终结（编导有意无意探讨瑞典对于婴孩宠物在公共场域的极度友善是否隐隐造成大众的不快），但是Chrsitian却不吭不哈，将自我情绪悄悄藏起。Dominic West客串的艺术家在讲堂上被妥瑞氏症者无情地打断对话，却无法将其驱之别院，只因为他是患者，其馀皆为白领菁英的“正常人”。或许是导演的有心或无意，将公共场域的噪音当作是电影配乐，借此激怒剧中人的耐心，踩爆观众的地雷。那些断断续续、绵延不绝的各式叨扰，影射北欧人道主义下接收的的贫民与难民，好如暗室中的蚊子苍蝇，摸不著、理还乱，只得默默无语地承认其“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相对的无奈存在。

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在1966-67年扩大生效后，西欧与北欧诸国因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与高福利制度，从越战以降，持续保障世界各国难民移民的司法地位、财产权、迁徙权、福利救援与房屋补助等等。在社会风气不断强调“信任与关怀”的框架之中，究竟讲求机会均等、减缩贫富差距的“权利与义务”是否由每一位白领阶级纳税人平等承担？如果其中存在反对声浪，是否所谓的社会精英就被迫冠上“没良心的既得利益者”？究竟他国的内战叛乱，是否只要人道救援伸出双手，愚蠢的战争便消失无影无踪，无情的人口贩卖应声瓦解？

艺术曾经是左派的，是极度反动的，现今却沦为冲高点击率的奴隶，只为金钱服务。在导演Ruben Östlund与特技演员指导Terry Notary合作的“猿人大闹晚宴”的精彩艺术实验，共约三百位精心打扮的临时演员对于化身猿人的Terry Notary一无所知，尔后脱序疯狂大闹圆桌晚宴的紧张焦虑感，是戏里戏外全体人们最真实的情绪反映，为本片最精彩的高潮（前段铺陈不免有些冗长的桥段终于在猿人大闹晚宴有了解脱）。导演或许要问：你们怎么反应？你们如何发声？你们为何不生气？这场导演与Terry Notary精心安排的艺术实验，也对照出之于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众人坐立难安、勇气不足（影射西北欧诸国高失业率与沉重的赋税），是否也能成为责难的对象？这股所谓人道主义的“权利与义务”，是否也是无形的框架，桎梏了国家中心主义的思想（反对大量接收难民，保障本国社会与就业安定）甚至是冲破历史框架的后国家想像（跨疆界的资讯与人力）。还是真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所指出的，群体是矛盾的共同体，个体的人性湮没，独立思考丧失，是感情的魁儡，既专横又保守，可以无恶不作，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一位妻子缺席的单亲爸爸，一只遗失的手机，一个个无形的框架，一层层隐含的批判，一场场恼人的噪音，加上无以抗议的无奈，广场前后的生活，只不过是过于喧嚣的孤独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