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画像》观后感：唯独少了自溺是一种罪的论述

陈宏一导演新作《自画像》，描述太阳花事件后的一位女大生之死，从这一桩命案，揭开社会的真实面貌，借此讽谕台湾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被扼杀的现况。

这次，陈宏一导演与魏瑛娟共同编剧，试图以《自画像》中的故事，描绘台湾社会的政治环境、生活压抑，年轻人为改变社会不公现况，投入抗争运动与争取理想的模样；虽立意良善，但无论再如何描绘，《自画像》剧本的薄弱无力、空洞台词、角色扁平，以及四处充斥为隐喻效力的八点档剧情，让导演想说的、电影企图传达的讯息，都令人看得词不达意。

观看《自画像》的过程是痛苦的，电影的故事用7幅画切割出片段，形式以七、六、五、四、三、二、一对应剧中的每个角色的人性欲望，与逼近女大生杨婕死亡的时刻。但这种形式多于内容、优先故事的手法，在剧场舞台上有意义，但在电影的《自画像》，横看、述看都毫无意义，最终所有的角色如杨婕、“跨性别者”讷讷、艺术家江中泽、舞者三三，都成了编导意识型态下的产物，效劳编导想表达的台湾处境，假如抽离了意识型态与隐喻，故事本身便支离破碎，令人不忍卒睹。

杨婕搬离家，成为江中泽的室友，是为离开强暴她的父亲，母亲的出现，也只为唤回她与父亲的联系；杨婕钦佩的政治系学长当上立法委员，让杨婕实习担任助理，却在开车送杨婕回家，也企图性侵她，连跨性者讷讷也对杨婕一度有了性欲，最后连有好感的室友江中泽，也成为压死骆驼的稻草，性侵杨婕；类似的情节，在言情小说或是网路小说其实屡见不鲜，但在试图想认真勾勒台湾现况的电影里，不该预料、也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情节，但在《自画像》里，真真实实的发生，甚至“跨性别者”讷讷爱著的日籍“男”友，将讷讷视为妻子怀孕时的性欲对象。当抽离角色所谓台日关系的意欲时，剩下的情节看来，“跨性别者”讷讷也只成了编导底下可怜的中性(更接近女性)，与杨婕都沦落为无法拥有自身主体的女性，他们全成了男性欲望的观看与行动对象。而7幅画的欲望更加讽刺，无法与片中情节相互辩证，只成为角色行使欲望的唯一动机，述说出“欲望”驱使欲望的诡异对应。电影结尾，再次让角色站立在代表他们欲望的画作前，最后再以盲眼的“男”孩(男性、未成熟、看不见欲望？)代表希望的符号！

对编导来说这是一丝希望的象征，但很难不说，对影迷心中会有多少绝望，而且还是被导演扼杀。《自画像》比近期九把刀执导的《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对观者的恶意更肆无忌惮，且完全对于辩证举白旗投降，似乎表明，“所有的事都很复杂，所以我都点到为止”，新住民议题点一下、跨性别与基督教议题点一下、太阳花运动点一下、卧轨抗议点一下，各个社会阶层议题点一下，编导放弃思考，然后每个点一下教观众看完记得继续深入思考，但这究竟是把观众看得太聪明，还是把观众看得太笨？而全片真正的可惜，是演员的演出，林哲熹、林微弋精采性爱的场景，沦为噱头。

回头来看，能精准点出台湾处境的非《自画像》本身，而是整部电影拉到后设，《自画像》反而隐喻出台湾一厢情愿的“自溺”现况，摸不清现实又偏爱旁门左道。诚然政治与艺术无法分开，但如果放弃思考拿捏两者暧昧的范围，演变成艺术为政治喉舌也不过是迟早的事。而且最终，创作者以为他的作品道尽了一切，却没意识到观者只见到他的傲慢和自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