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祖蔚专栏：我们的青春．在台湾

问：《我们的青春，在台湾》去年一路从台北电影节到金马奖都拿下了最佳纪录片，有关太阳花学运的纪录片不计其数，唯独你的作品一再得奖，或许是因为你早在太阳花之前就开始追踪学运领袖陈为廷、蔡博艺，因为他们俩对你的信任，你得以近距离陪伴及拍摄他们，有累积，才看得到他们的成长，也才放心让你拍下独家内幕。尤其陈为廷被下封口令时，他还是只对著你的镜头讲贴心话，让这部纪录片取得与众不同的角度与观点。

不容易的是，你不但拍到学运领袖在黑暗时刻的煎熬压力，也让大家看到身为创作者的脆弱与失落面，多数关于社会运动的纪录片聚焦在运动的光华一面，你却让大家看到运动背后的脆弱，这种论述，可以说是身为一种既私密却又诚恳的分享。但这一切又紧扣著片名：《我们的青春，在台湾》，片名揭露两个重点，一为青春，二为台湾，告诉我们这样命名的考量吧？

答：电影中这位来自中国的交换学生蔡博艺，曾写过一本书《我在台湾，我正青春》，内容是她来台湾求学的观察与省思，我觉得这标题很好，很契合蔡博艺本人及她所做的事，正因为她还年轻青春，仍抱有好奇心，也像个海绵一样，可以吸收许多新的想法，这部片在讲的也是拍摄者与被摄者的青春，剪接完成后，我问蔡博艺，这部纪录片已经不只是在讲你跟陈为廷的青春，而是变成我们的青春了，她也觉得《我们的青春，在台湾》片名不错，因为这就是属于我们的青春，这是记录我们一段成长过程的电影。

片名要有“台湾”是我的坚持，我对于身分认同曾有个追寻的过程，严格来说我是东南亚华侨的第二代（爸爸是马来西亚华侨，妈妈是印尼华侨），追寻多年后，我认同自己就是一个台湾人，我希望我们生活的地方、国家、环境可以更好，明明我只是个平凡人，但却希望台湾可以突破国际外交与经济的困境，甚至让世界更多人关注到台湾的处境，所以我在片名里要放进台湾，如果这部片将来能在国外映演，观众都能从片名里知道这部片讲的是台湾的人与事。

问：你从2011年就开始记录陈为廷、蔡博艺，投入的时间及交心程度都是他人无法相比的，这仿佛就是你的天命，你们的互动也很诚恳动人，谈谈你跟对方如何交心？

答：我跟他们有很奇妙的缘分，有时候觉得拍他们好像真的是我的命。至于诚实跟质感，我想这也是我唯一会做的部分，我们能够交心，也许很大的原因是长久以来，他们能感觉到我是真的在意他们，也在意他们做的事，我觉得他们应该有从我的镜位关注中感受到一些爱。拍摄期间，三方会有奇妙的拉锯，像是陈为廷偶尔会念说为什么我都去拍蔡、不拍他；当我长时间跟拍陈后，蔡又会觉得失落，顿时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不能偏心的妈妈耶，有很多的信任，甚至有一些依赖，我们早就不是单纯的拍摄者与被摄者的关系。

问：这部纪录片里，导演也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你个人的涉入与曝光，让导演的身影和观点也占有重要位子，不再是从旁记录而已，你怎么看把自己放入纪录片里的书写美学？

答：我本来并不想这么做。这部片我总共剪过12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剪了200分钟，当时我处于很低潮沮丧的状态，只是用一种交差的心态完成标案需要初剪版本，然而拿给沈可尚导演看时，他说很精采，但看不出来究竟这部片想表达什么，而你在那儿呢？你的体悟是什么？他建议我加入旁白。

那时，我有点受挫，因为我认为优秀的纪录片就该像沈导拿下台北电影节百万首奖的《筑巢人》，用镜头就说出千言万语，沈导那时给我建议，影片里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建议我回头再找陈、蔡两人聊聊现在，但我不想干聊，于是我又剪了100分钟的第二版，请他们来看看过去的自己，这一次的拍摄中，我失态地哭了，很失控，很糗，但很诚实，于是在第三个版本时，就加入了自己哭泣的部分。最后再慢慢调整成最后的样貌。

把自己放入片里，周遭朋友都反对，连我先生也不确定究竟好不好，但沈导很支持，也鼓励我相信直觉，完成有个人现身的纪录片。

问：太阳花学运是这部电影的关键核心，你不但从他们还是没没无闻的学生就开始记录，也拍到了后来陈为廷因往事曝光，无法再从事政治竞选后的当下反应，及蔡博艺的父母看著女儿来台求学却积极参与各项社会运动时，既期待又失落的感觉，那种五味杂陈的青春滋味很动人，但你本人拍摄这部片时，又“得到”或“失去”了什么？

答：在这段时间，“得到”与“失去”是不停波动的，但我认为，“得到”仍大于“失去”。

我的镜头分别从2011年就跟著陈为廷、蔡博艺两人，从反国光石化、华隆罢工、反媒体垄断、反对大埔强拆等社运一路走来，直到太阳花学运攻占了立法院后，我才发现我拍摄的对象，是这场牵动台湾社会发展的核心人物，至少有50万人参与了太阳花，居中的约有万人，但陈为廷他们则是核心中的核心，那时我能在最核心的位子记录著决策实况，再转身看著外面的49万大众，确实，一度心中曾经油生一股优越感，但拍到最后，我才明白，我也只是那平凡的49万人之一罢了，我也只是把期待改变社会的心投注在运动上的49万分之一。
我曾热血，相信投身社会运动有可能改变社会，但目击运动始末，了解很多现实局限，例如占领立法院期间，原本要求透明、公开的学运青年所成立的小政府里，也无法做到彻底公开透明，所以当时场内有太阳花，场外则有大肠花的批判声浪，这些期待与失落，或多或少就是所谓的“运动伤害”。

学运告一段落后，这两位主角不再站在社运前线，我拍著他们从风头高处渐渐坠落，我也陷入极度的低潮，我怀疑自己就算拍到了陈为廷与蔡博艺的失败，对社会、对我自身到底有什么意义？

拍摄后期，我一度觉得一切都不可能了，也失去了拍摄热情，但为了结案，又不能不继续做，重新审视著这些年拍下的素材，好像都没了意义，在沮丧低潮里，我找来陈为廷和蔡博艺，打上灯，请他们看我初剪的毛片，想做一场正式的访问，但那时他们没哭，我却哭了，我为自己曾经的奋斗哭泣，也为自己曾有的雄心壮志，也为我们一起有过的理想哭泣。这次哭泣是个转捩点，我发现自己会哭成那样，是源自于对社会运动的单相思。

问：很少人像你这样面对太阳花带来的“运动伤害”，但是太阳花从2014年到如今，已经快满5年，这部《我们的青春，在台湾》选在4月10日公映， 5年前占据立法院的太阳花学运学生在这一天，走出立院、结束了24天的抗争，你选择走出来的这天而非攻占立院的3月18日做首映，为什么？你期待大家如何重新审视或者面对这些一直没能结疤的历史伤口？

答：选择4月10日这一天，并非是纪念这段岁月的结束，我认为抗议学生们从立院走出的那一天，正是“为什么我们会变成今天这样”的关键，那天就这样走了出来，很多争议都无法解决，在很多人身心留下大小程度的伤口，所以台湾成了今天这样。

太阳花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就像一个政治上的启蒙，很多人期待透过这么浩大的社会运动，可以改变所有认为不公不义的事情，这股能量影响了2014年的九合一大选与2016年的总统大选，许多社运人士投入选举，企图在政府体制内改革，政党轮替了，运动的能量慢慢减低，这股期待又从国民党转往民进党，但当人们了解到社运并无法立即改变一切时，失望感开始弥漫。

当初参与的学生出了社会，少了时间去关心政治事务，甚至发现自己逐渐变成过去并不喜欢的大人模样，去年九合一大选的结果，透露著一切都不可能有所改变的讯息，让年轻人的失落感更加浓烈。

在学运期间，场内、外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我好像都能理解，当时我只觉得：“民主好难喔，大家各有各的难处，到底怎么样才比较好？”但我想要强调的并非是因为民主很难，所以我们就不要施行民主了，而是唯有我们意识到民主的局限，才有可能使它变得更好，让我们的民主更成长。

问：《我们的青春，在台湾》获得去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也将代表台湾竞逐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你希望透过这部电影让更多世人知道台湾的困境，现在这部片被世界看见的机会出现了，是否有什么计画让这部片走向世界？

答：目前正规划群众募资（http://bit.ly/2U4eEXO ），定下4个阶段，目标400万元，盼能一鼓作气从首映到前进奥斯卡，让这部片有机会可以在世界各地放送映演。坦白说，虽然能代表台湾竞逐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但也只是一张门票，每年要面对至少两百部以上的优秀纪录片，拥有投票权的美国影艺学院会员更达6000人，我只是个乡巴佬，还不知道怎么让这些人看到我的电影，我请益过魏德圣与宋欣颖导演，他们建议我找专业公关来处理，但台湾真的很边缘，愿意接案的不多，开出的价码更不低，前辈们鼓励我这些钱该花，因为这是在播种，一旦种子开花，就有更多人知道台湾的处境以及台湾的声音。

问：去年金马奖你在台上的发言如此艰难，却又真诚，你的韧性与勇气赢得好多人的赞誉，但也立刻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政治压力，甚至各种怪罪与谩骂，谈谈那段时光吧，你怎么走过来的？

答：我的感言其实是在去年7月就准备好的，当时我先在台北电影节拿到最佳纪录片奖，很有机会拿下百万首奖，于是就没先念这篇稿子，但是最后得奖的是《幸福路上》，没机会再念稿，后来再入围金马奖，又燃起了希望，心想真能得奖就要念出我的心声。

我坐在典礼台下，只怕背不全这篇稿子，又不想拿小抄上台，最后听到我得奖时，脑袋根本是一片空白，紧张归紧张，最后终究说出了：“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成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这是我身为台湾人最大的愿望。”

事后，打开脸书，读到负面批评甚至恶意的诅咒，但我知道除了网军外，许多人只是需要一个情绪发泄的出口，那就拿我当出气口吧，因为如果不给他们当出口，这些负面的能量或许就会转向伤害到不该伤害的人。但我更感谢那些支持我的声音，让我可以在那样的状态下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