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此次柏格曼影展看的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电影是1960年上映、为柏格曼拿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处女之泉》。
电影开始前就表明整个故事是由瑞典传统民谣改编。我不晓得原来的民谣是怎样，但电影给人“十分可怕”的感觉。
一个半小时（89分钟）的时间算不上长，故事也没搞得太复杂，但每一个角色、每一幕都令人难忘。
脑中浮现的第一个问号是：1960年的欧美对“罪恶”与“复仇”的主题，有怎样的想法呢？《处女之泉》如此直接、明确地把它演出来，当时的观众有什么感受呢？我实在是难以猜想。
这电影里的“罪恶和复仇”对半世纪之后的观众来说，可能已经算不上是太尖锐，但透过画面表现出的角色内心世界，柏格曼似乎透过故事提出了人类问了千年的问题：有信仰的人如何面对残酷的现实？
这里的“信仰”不单是基督教信仰，而更多是人心深处的信念。故事主角农场的男主人与女主人固然是基督教，但他们相信的方式和行动却不一样，受到现实冲击产生的反应，也大不相同。现实是他们的女儿去教堂送蜡烛的路上遭遇极大的不幸，他们要如何去诠释和面对呢？复了仇就平安了吗？找到女儿的身体，就平安了吗？在女儿遭难的地方建立教会就平安了吗？我想不会的。这只是对信仰疑问的开端，就像移开女儿身体之后流出的泉水一般，现实的困境总是逼著人反复审思自己的信仰（即便是作为对照组的是他们的养女，在事发之后展现出不同于男女主人不同的心理状态，但她仍对于自己的信仰和行为作出反省）。
表面上柏格曼拍的是瑞典民谣，但我想无论柏格曼自己或他的欧美观众，必然会想到圣经的《约伯记》，想到约伯的命运，也就是真想要问上帝：为什么苦难会临到我和我家？
问题毕竟是千古以来的问题，永远也不会有正确答案，我们有感受是因为我们懂。虽然表现方式不同，问题从来没有消失过。这大概也是这部电影可以跨越时代，仍令今日的我们受撼动的原因。
（提外话是：看完《第七封印》和《处女之泉》两片，认真觉得柏格曼若是去拍恐怖片，必定也是成为恐怖片大师…因为他不拍恐怖片就比恐怖片还要恐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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