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行录》— 从内／外部透视：秘密背后的社会焦虑

日本新锐导演石川庆执导的首部长片《愚行录》，在去年入围第73届威尼斯影展地平线单元，该部也在首映后，获得极高讨论度。究竟石川庆从何而来？看似商业电影的外装，又是如何运用他所吸收的电影养分和精确冷冽的电影语言，去审视日本社会结构，进而拆解秘密背后所隐藏的道德焦虑，却又不失艺术成分的拿捏，而《愚行录》也在石川庆的抽丝剥茧下，还原了人性最真实险恶的面貌。
　
“人都是愚蠢的。”
　
《愚行录》的开端以一场公车之戏作为初始，仅在开头建立下，石川庆就已显露出人性良善的欺瞒“愚行”。当妻夫木聪初初坐在公车上，却因不让座，被站在身旁的老人睨视，但随后起身的他却展现出行动不便之姿，直至下车后才又恢复正常行走。电影在不语下仅以行动展现，透过横移的镜头运动，有意无意特写人物的眼神与举止，却反拉拔出戏剧的高张力。当每个人自以为披有社会道德的外皮，殊不知却只是一个假正义的眼光，不过没想到的是，因人性间的不服输，却迎来另一场虚伪的反击。
　
而“愚行”在开场即被放大，于这场戏中，再也没有任何人是善者，每个人都背负自身的聪明“正义”，进而去道德审判自以为的“不正义”。而反观现今社会，这样“正义（愚昧）社会”的呈现，也在《愚行录》一开始便呈现出不平凡的“真实”。

　
以目录开展的《愚行录》其实不外乎围绕在“宿命论”的主轴，透过篇章式的人物情节，慢慢摊开人性的扉页，揭露每一个人深藏的秘密。这一点倒像将《天注定》摆在日本社会，身在Ｍ型（或V型）社会里，底层的人是否能翻转至顶端？抑或只沦为上层人的阶下囚？或只能在两端间被踢皮球，不停恶性循环下去？而当在底层之人欲想要执行阶级流动之时，才开展出《愚行录》真正的命题─“外部”与“内部”。
　
所谓的“外部”与“内部”不仅成为了底层生存者／社会菁英的阶级代名词，也成为《愚行录》非常重要的电影语言。看似电影以田中武志（妻夫木聪饰）为首的记者，为求凶案事件的突破进行“主动”访查，但事实上这角色却一点也不“客观”，不再只是作为“客观”的聆听者，石川庆反用镜头的“主观”视角，慢慢带出田中欲知秘密的好奇。如一场出现于餐厅中，镜头远远凝视两位女子的谈话，那再也不是观众的视角，而正是坐在一旁观察／聆听的田中视角。
　
而这样的“主观”也曾在香港电影《踏血寻梅》出现过，其中一景当夫妻于茶餐厅对峙时，导演翁子光也刻意选择带有距离感的凝视呈现，他曾提到这样的方式是作为一种欲偷听的旁人角色。当身在茶餐厅的其他客人，面对如此激烈的争吵，也会产生好奇想听的心理。
　
至此，当田中作为“外部”者之时，正也透过“旁观”的角度，欲打进“内部”间的秘密，而他为何有这样的举动？也成为电影抽丝剥茧的主轴。非但只是田中，石川庆也在各人物事件上，做出“外部”与“内部”的转换，而这差别也在于“秘密”的隐藏与“自私”的心理。当“已知”与“旁观”，成为陷害他人与保卫自己的用意，展现在同一角色上被设局猎杀的“外部”与袖手漠视的“内部”，也凸显出社会伪善的一体两面。
　
　
曾在波兰留学的石川庆，系从著名洛兹电影学院出身，该学院出过许多著名电影大师，如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克里斯多夫‧奇士劳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安德烈华依达（Andrzej Wajda）、克里斯多夫．赞努西（Krzysztof Zanussi）等人，也为人称道的“波兰道德焦虑电影”更以这群人为首。波兰道德焦虑的特点也在于透过故事上的机遇与宿命，隐射出当时政治氛围的压迫紧缩，人民的惶恐不安，更借由角色的命运来诉说。
　
而石川庆所吸收的电影养分，也能在《愚行录》中感受到波兰电影的道德焦虑性，结合东欧电影的冷冽语言，如运用超现实手法，从墙壁伸出手包覆身躯，或将监狱渐变为心房，透过红（血）蓝（环境）白（诊疗室）色彩的交织，加深一丝绝望的愤世气息。影片对于社会道德的批判性也更为显著，虽石川庆批判的不再是波兰道德焦虑的政治背景，却反而提取这样的焦虑投身于现今日本社会。甚至藉以目录开展的形式，倒可比拟为奇士劳斯基的《十诫》，每位角色所展示的“愚行”，从对精神疾病的退怯、对弱势族群的鄙视，到捍卫自身的排他虚假、倚靠家世的傲视，一段段交织出现今日本的“假道德”社会。
　
当然，《愚行录》之所以更令人惊艳是，它的出发点犹如《怒》与《踏血寻梅》，借由凶杀案件的发生，串联起人性的涟漪，电影不再急于批判真正的凶手，而是反问观众为何凶手有如此之为？他们背后故事为何？是什么样的动机使然？又是怎样的秘密藏身？《愚行录》所建构的善恶，不再仿造法哈蒂从良心出发为好的二元模糊“善意”，反而建立在人性本恶之上，更在“恶”之外包裹一层“善”的假面，进而于虚构中烘托出一个外善内恶的人性世界。
　
对于《愚行录》来说，它所带来的社会观感仍是悲观且绝望的，最终当“实话”也站不住脚，最后一步也被家世背景／父母拖累，既得利益者仍浮于台面，底层卑微者依然被霸凌，揭示再如此努力改变，也反转不了这根深蒂固的丑恶。尤其当光子（满岛光饰）以一颗打破第四面墙的独白，对观众诉说她的过去与现在，似乎重重给了社会一记冷刀，即使付出一切换取幸福，最终却一无所有也毫无机会。她所身处的社会不再仅存于《愚行录》的虚构，而是延伸出银幕之外的真实。但社会改变了什么？当片尾又回到田中的公车之戏，同样的横移镜头，只见每位乘客仍谈笑风生，没有人因为这件事而有所改变，也没有人愿意付出同理心，让出自己已霸占好的“社会”座位（地位）。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从太宰治的《人间失格》，一路延伸至《令人讨厌松子的一生》，因人而生念的贪嗔痴，到恶性循环的人性勾结，如今反观于《愚行录》显影的社会结构，听起来却十分讽刺冷冽。人人在主观自信所下的决定，到头来都只是一场自私的愚昧之行，为求达成目标，而铲除他人的阻挡；当满足不了自己时，却尽可能破坏他人希望。甚至以此回过头审视片中妻夫木聪之为，整场调查的起始，却是立基于人性的复仇。藉身份之便，行己身之欲，也从一小愚昧的自私，最终扩大成显露人性丑恶的社会悲剧。
　
当每个人身在“愚行”的社会结构中，再也没有所谓外部／内部的分野，我们都成为了恶魔，也同时身陷人性本恶的社会旋涡，展开一场名为“自私”的角力斗争。但最终没有人获得任何胜利，我们始终都输了，输掉了做人最基本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