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人物／崩解电检制度的投石者 杨士琪

一位影剧记者，如何在跑电影新闻的短短9个月内，撼动电检黑手，推波助澜台湾新电影前进，并被杨德昌在电影中致敬，被侯孝贤、吴念真、詹宏志、小野等一众好友怀念著？

前联合报电影记者杨士琪对台湾新电影的热爱，如唐吉诃德般持长枪挑战解严前的电检制度，如司马光投石般解放被禁锢的电影创作自由，她揭露的“削果事件”成为台湾电影史的重要里程碑。

热血记者生逢其时

杨士琪1950年生，原在民生报担任编译，1983年转入联合报，“光阴的故事”在前一年上映，正好是台湾新电影萌芽阶段，她所处的时代、她的年龄，都接近那些新电影导演。但她跑电影新闻仅仅9个月，1984年因病过世。

小野记忆里的杨士琪非常热血，她希望台湾有一群导演能拍出跟过去不一样的电影，比较艺术、比较社会性，演员表演比较真实，更有可能打进国际。

吴念真记得的是跟杨士琪的吵架。“吵，是因为是对手，她跟其他影剧记者不一样，她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同伴。”吴念真说，当时大家对“台湾电影”这四个字有共同的期待，希望它能够发扬光大、被世界看到，所以杨士琪常常质疑吴念真在写的剧本：“那个需要做吗？你为什么不写其他东西？”

“她很坚强、很热情，可惜她的身体无法支撑这种疯狂。”曾与杨士琪在联合报共事、现为杨士琪纪念奖主委的胡幼凤想到故友仍哽咽：“当我知道她因为半夜写稿而气喘病发，我很气，有什么稿子值得这样做？”

隔年，杨德昌电影“青梅竹马”上映，片头写“献给杨士琪”，胡幼凤懂了：“从来没有一部电影是以电影记者为片头纪念，她做的事是有意义的。”

被困住的创作自由

杨士琪跑电影的80年代，在美丽岛事件之后，戒严令将解未解，社会隐隐涌动力量，而掩盖这股力量的禁制力，不理解、甚至惧怕那即将脱缰而出的自由能量，所以当时的创作还受到极大的管控，任何不符合官方观点的表演，所谓靡靡之音、暴露社会黑暗面、打击军民士气，都会被禁绝。

新电影却如小草般从石板下窜出新芽。PChome网路家庭董事长詹宏志也曾是电影人，他回忆，新电影运动始自中影内部，企画部里的年轻人小野跟吴念真，眼看电影环境恶劣，大部分电影从香港进口，台湾本土创作或观照自己社会的电影，少之又少，所以他们亟思改变。

吴念真说，那时跟小野的共同想法是，“写实是我们最渴望的”，义大利早有“单车失窃记”那种跟生活紧贴著的电影，他们希望台湾电影更接近生活，能从电影审查中找到出逃的缝隙，创造出新的东西。

小野认为，杨士琪出现在台湾新电影刚起的时间点，“光阴的故事”、“海滩的一天”、“小毕的故事”，票房好、题材好，但各方都还在观望，可是执政的国民党还秉持旧手段，不容许任何涉及社会事件、批评社会、显露贫穷和弱势，否则就祭出剪片或禁片。

而中央电影公司做为党营机构，上层是文化工作会，在接受新闻局电影检查之前即先检查剧本，电影拍完后再审片。小野说，文工会的心态是：“我是老板，我可以不准你拍。”因此在后来“削果事件”引发轩然大波时，文工会始料未及。

削果事件

杨士琪在9个月电影记者生涯中，最波澜壮阔的事件，就是1983年电影“儿子的大玩偶”所引发的“削果事件”。

这部三段式电影改编自黄春明三篇短篇小说，分别由侯孝贤导“儿子的大玩偶”、曾壮祥导“小琪的那顶帽子”、万仁导“果的滋味”。

编剧吴念真说，为让国片的观众群放大，就必须把自称知识分子的观众拉进戏院里，最快速的做法就是找大家熟悉的文学作品改编。他记得中影首映后，作家陈映真对当时中影总经理明骥说：“国民党终于做对一件事。”意思是，国民党终于能勇于拍出社会真实面。

没想到竟有黑函检举电影暴露了台湾的黑暗面。被指控的正是万仁拍的“果的滋味”，讲述一名工人被美军的车子撞伤住院，美军负责医护，并且送了当时台湾很稀罕的果。黄春明以这些情节对照台湾的艰困跟美国的富庶，揭露出台湾小人物的不幸。

当时任企画的小野说，在往文工会送企画书时，他已经觉得此事不容易，果然编审回复意见指“果的滋味”有问题，最好换个故事，但小野打定主意不换，因为三个故事各有时代意义。

小野说：“这要看导演，如果导演直接碰可能会很尖锐，他也可以含蓄一点，偏偏万仁刚从美国回来，充满了西方思想，他认为就是要直接讲贫穷，而且要拍到非常贫穷。”万仁到现已被拆掉的四号公园取景，那是与日本人坟场为邻的最底层弱势族群。

不意外，这片被指控“暴露台湾黑暗面、打击民心士气”，文工会下令修改18处。

在那场被小野称为“批斗大会”的审议会议中，当时中影总经理明骥努力促成党国大老来看片，30出头的吴念真观察这些大老的微表情，直到文工会主委周应龙指著他说了一句令他震惊的话：“你们在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思想基础上挖墙角。”

“我觉得毛骨悚然。我坐在靠门边，砰地开门出去了，我受不了，你要把我fire都可以啦。我们只是单纯地想拍一部电影，怎么会被这样讲？”甩门出去后，见到在外紧张等消息的黄春明，吴念真流泪，后来有则新闻标题就是“吴念真的眼泪”。

小野分析，因为新电影的崛起动摇了原来的保守势力，因为年轻导演喜欢找年轻团队，如杜笃之、廖庆松、李屏宾，80年代都是助理，都在这一波被重用，也难怪保守势力会反扑。他当时和吴念真都有个念头是：“如果这关冲不过去，我们就离开中影，可是跨不过去就完了，所有改革就全部倒退。这不只是一个电影事件，而是一个政治事件。”

突破戒严的一篇报导

万仁拿著审议结果的公文去找杨士琪。已经看过片且很欣赏这部电影的杨士琪找上吴念真：“这种事就要讲出来，大家辛辛苦苦做了一件事情，为什么不让它被看见呢？”小野当晚也行动，打电话给党外杂志、给中国时报影剧版主编陈雨航。

杨士琪一一查证，有凭有据，在联合报发了一则独家新闻。这在今天没什么，但在戒严时期，思想控制严峻，文工会一通电话可以让报纸换总编辑，这则批评国民党伸手进电影界的稿子竟能见天日，詹宏志说：“除了杨士琪的努力，报社也要有这个勇气。”

当时报界默契是，你家独家我不跟，但在这件事上，中国时报不只跟进、还做大。陈雨航找来刚结束美洲中国时报的好友詹宏志，两人担心消息走漏会被“压下来”，抱持著“可能工作到这一天”的悲壮心情，绕过中时所有记者，私下去采访、打听，比杨士琪晚一天出了一整版批判报导。

其中一篇匿名稿是吴念真写的，他说：“我们只是觉得很委屈、很可惜。”幸好那时明骥承担了一切，他说：“电影，我外行，你们才是专家，你们去做你们能做的，有责任我来扛。”让自认“莽撞闯祸”的吴念真和小野有底气去对抗。

小野在跟著张毅团队到绿岛拍“竹剑少年”的飞机上，看到联合报杨士琪的报导，松了一口气。他还透露，在绿岛接到太太电话，说文工会送来一盒葡萄，他打电话问吴念真，吴家收到果，送礼人都署名文工会主任周应龙。

两大报接力报导，社会气氛急转直下，文工会迫于舆论收手。詹宏志说：“杨士琪当时挺身而出是因缘际会，得到上司的支持，中国时报也跑出两个‘卧底’，把这一群本来只想有电影可拍的工作者，一下子推到了带有一点点革命色彩。”

胡幼凤回忆，那一篇报导在戒严时期，根本是拿自己的前途、甚至生命在冒险，“大家说她很勇敢，可是勇敢的不是她一个人，是那一代的人都很想突破现况，但找不到突破口，是她丢了一颗石头、她开了第一枪，她把思想的解严早于正式的解严。”

最后的结果，原本坚决不剪的万仁顺著台阶下，不情愿地修剪一、两刀，拿掉贫穷社区画面，换取免被禁映，最终这部投资7、800万的电影，获得3、4000万票房，换算现今破亿。此后，台湾电影脱离文工会的控管，开始说自己的故事。

新电影野火四起

杨士琪在那之后，还是会跑到小野办公室质问：“怎么最近都没有再企画什么更激烈的电影？是不是怕了？”

小野无奈，“儿子的大玩偶”虽然过关，之后他却再送不出任何社会议题的案子，中影换下明骥，众多新导演鸟兽散，但杨德昌到了外面拍“青梅竹马”、侯孝贤拍“风柜来的人”、张毅拍“玉卿嫂”等等，新电影的火却在民间烧起来。

所以某日，中影新总经理林登飞跟小野说：“我真的觉得侯孝贤、杨德昌应该回来。”

那批导演回来以后，作品更超越以前，侯孝贤就拍了“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杨德昌就拍了“恐怖份子”、张毅拍“我这样过了一生”及“我的爱”、“我儿汉生”，柯一正也拍了他想拍的“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小野说：“（电检）一直还在，只是大家在突围而已，可是台湾就这样慢慢开放，杨士琪的角色就是伴随著这些导演，不但是记者，她也成为他们的朋友，是真正懂他们电影的人。”

杨士琪纪念奖

“她走的那一刻，大家太难过。”小野说，一群年轻电影工作想延续她的精神，于是在杨士琪逝世第二年，27位故旧，包括侯孝贤、杨德昌、朱天文、焦雄屏等人，决定办个纪念奖，“纪念一个人，但其实是纪念1980年代的那件事。”

1986年第一届颁给当年在“削果事件”里力挺到底的明骥，因为他完全符合这个奖在表彰的“逆境中创新”精神，是他让新电影萌芽，创立电影技术人员训练班，又让小野、吴念真这些文化新血进入电影圈。明骥直到又30年后，才得到金马奖跟台北电影节的最佳贡献奖。

第二届颁给大陆导演吴天明，他除了打破大陆过去的主旋律电影，讲自己文化的故事，也在西安片厂厂长任内提携陈凯歌、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吴天明当时因天安门事件流亡美国，开著小小的录影带店，直到19年后的2007年才来台领奖，领奖时痛哭，感谢这个奖在他困顿时带来的微光。

第三届颁给林口阿荣片场的林添荣，因为他在国片黑暗期仍大手笔投资，引进最新器材，而且提供一些预算不高的导演使用。

但三届之后，这群朋友想著，一来人选难觅，二来每年到杨士琪家打扰，也阻碍了她先生走出过往，所以停办。直到胡幼凤重新组织、奔走，2017年成为台北电影节杨士琪卓越贡献奖，继续表彰“逆境创新”的精神。

新版本的第一届给已经偏离电影圈的詹宏志。他不只当年跟进“削果事件”报导，后来做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侯孝贤“悲情城市”的监制，帮两大导演做国际整合行销，用全世界的小众文化来养这些艺术电影。

詹宏志则谦说，在他参与这几位导演的工作时，他们的作品已经在各种影展得奖了，“是我意识到影展可以变成商业上的工具。他们过去在影展的表现跟卖片是分开的，我想把两件事合在一起。”他说明，在影展时就展开卖片，把潜在的片商都请来看试片，若片子得奖或有好评，当场就可以下订。

第二届给陈国富。他在台湾电影逆境时，引进好莱坞资金拍了“双瞳”，行销全世界，又训练出黄志明、戴立忍等，高规格提升台湾的制片水准；后来进大陆，也提升大陆制片水准，并且持续回馈台湾，资助台湾新一代导演。

第三届给了陈俊志，除了他勇敢走出同志逆境，争取权益外，也为纪录片争取补助权益，并且进入电影院。第四届是由台北电影节选出放映师江泰暾。

今年，杨士琪纪念奖与台北电影节脱钩，委员会评选出锺孟宏导演。胡幼凤说，锺孟宏也是逆境创新，从第一部纪录片到“阳光普照”，水准都很高、也都有新风格，即使都不卖座，他依然坚持理想，拍广告赚电影预算，还帮新导演担任摄影师、当监制组制作班底。如“大佛普拉斯”的导演黄信尧即获得他的帮助。

典范在夙昔

詹宏志回忆，新电影的出现，来自很多人的牺牲与无偿帮助，但不功利、不算计的朋友之情，正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包括杨士琪，她不是只来采集新闻，她是一个关心的人。”

詹宏志说，杨士琪挺身而出救了新电影的一个重要创作，这件事被所有参与过台湾新电影工作者共同怀念，“怀念的固然是她这个人，也是那个精神、还有那个事件所代表的意义，那是台湾电影创作的关键时刻。”

小野说，如今大家怀念杨士琪，“是怀念一个知己，这个知己很了解我、了解我的电影。”吴念真也怀念这个会和他吵架的朋友，吵架都是为了台湾电影好。

“大家这么感念杨士琪，因为她是打破水缸的人，她是突破现状的人，她使得大家看到可能性。”胡幼凤指出：“这就是一个梦幻骑士的精神。”　

“梦幻骑士（Man of La Mancha）”，一部杨士琪看了痛哭流涕的电影，说的是唐吉诃德的故事，有热血、有傻劲，只为理想，一如杨士琪燃烧生命，只为台湾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