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届“柏林影展”2月16日在柏林登场，那是我留学七年的地方，也曾亲到现场观看台湾的参展影片《运转手之恋》。就在这一天，香港电影导演杜琪峰终于说出了他的心中话。当然，他得为他的“不当”言论付出代价，包括微博帐号被封、已经拍好的多部电影恐怕无法上映等等。对于这些后果，想必他做好了心理准备。

从时间轴来看，全世界最早讲自由的人，如果不是老子，恐怕就是孔子了。孔子说：“民可使由之”，对于这句话，大师们都误解了。例如钱穆说：“在上者指导民众，有时只可使民众由我所指导而行”，把“由之”理解为“由我指导”；台大教授傅佩荣理解为“对待百姓，可以使他们走在人生的正途上”，把“由之”理解为“依循礼乐教化、遵守法令规章”；日本学者伊藤仁斋则理解为“由我陶冶”；另一日本学者荻生徂徕则理解为“使民由其教”。其实，孔子“由之”的意思就是让人民遵循他自己，也就是“给人民自由”。

一个国家如果人民没有自由会怎样？那就是杜琪峰在香港所看到的：人逃了、生产力下降了、电影变差了、文化变臭了、生命只剩下个人矿。

香港这几年的电影其实已经死了，这是为什么杜琪峰在柏林影展上说：“如果一个独裁者想要摧毁一个地方，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摧毁电影”，接著，欲言又止地说：“我觉得在香港，No sorry，在全球争取自由的地区和人民”，看似口误的说了“香港”，而用“sorry”来更正，其实杜导指的就是香港，当然还包括任何一个伪自由的地方。是的，独裁者就是要摧毁任何的自由，任何能独立思考的人，任何能唤醒人民良知的作品，不管是报导、文学、音乐、电影。

杜琪峰看到的现象，不只是发生在香港，也发生在全世界。杜琪峰说：“我觉得现在的电影是差了，全球的电影都差。…不再是我以前看电影的世界。”那么，为什么会变差？难道是缺资金、缺人才？不是。而是原本有的自由不断的被限缩，或者另一种解读是，全世界，看似越来越自由，数量越来越多的媒体，其实是被垄断的更严重了，以至于全世界的心灵被洗得更一致了，结果就是主流导演拍的电影都是同一套路，让你哭、让你笑、让你感动、让你愤怒、让你紧张，就是不让你思考、不让你知道来龙去脉，而这正是各领域的独裁者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杜琪峰还意有所指的指出，一部电影的好坏不能以票房来衡量。他说：“我自己也曾拍过几部电影，成本不多于200万港元，但我拍得很开心、舒服，我觉得电影最重要的是热情与愿景。如果没有热情与愿景，所有艺术家都做不了事，就算有100亿的票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里的“有”、“没有”指的就是影片本身的生命力。即使有再高的票房，如果不能为人民发声，那就跟行尸走肉没有两样。

杜琪峰表示，他非常想念90年代的电影。是啊，我也想念台湾的90年代，那是一个洋溢著热情与愿景的年代，可惜，不只香港过去了，那样的生命力，在台湾，也成了过去式。台湾有著表面的自由，而其资源却是由少数人所垄断和定义，在这种威胁利诱的文化之下，所养成的也不过是唯利是图之辈，哪能培养出像杜琪峰这样的人才！